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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: 用十年时间 寻找到一个好故事

日期:2020-04-22 【 来源 : 新民周刊 】 阅读数:0
阅读提示:下午2时28分,整个成都响起致哀的号笛,在尖锐长长的嘶鸣声中,我泪流满面。十年间,我经历过的一切,我看见的画面,那张照片,连同我在地震灾区所感受到的一切,被神奇激活,一幕幕在眼前重现。灵感降临了,我知道该怎么写这个灾难的故事了。


特约记者|张英


大连圣亚股票   在过去的一年里,阿来的长篇小说《云中记》是获得各种长篇小说奖项最多的作品。

  《云中记》被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评委们评为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作品。这个奖项以中青年作家为评选对象,只评当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创图书。在文学的大海里,发现隐藏的帆船和舵手,浮出水面的岛屿和灯塔,标记点亮这些文学地标,是阅文·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宗旨。

  阿来没想到自己会当作家,靠文字吃饭。“小时候,我以为自己会和别人一样,种青稞,放羊,娶妻,生子,在偏远的小山寨里,安安静静地过活一辈子。”

  1959年,阿来出生在四川阿坝的一个山村里。他的藏族血统来自母亲,父亲是回族。家里几个孩子中,阿来排行老大。五六岁的时候,他就赤着脚,在山坡上放牛羊了。

  天地辽阔,太阳、白云、群山千古不变,时间停滞,有翠绿的植被和草地,盛开的小花和飞舞的蜜蜂、蝴蝶,有牛羊听他说话,这个孩子,一点也不觉得孤单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“文化大革命”来的时候,他开始上小学,开始学习普通话。一二年级,习惯了藏语表达的阿来,根本听不懂老师的话。一直到了三年级,他突然听懂了老师的汉话。

  “文革”期间,阿来父亲因为经商经历,成为批斗对象。“走资派”的罪名,让这个家陷入政治恐慌中,村里人的指指点点,让阿来变得敏感、细腻,沉默寡言。

  小学上完,父母准备让阿来回家放羊。他想念初中,翻山越岭采草药、打柴,筹集学杂费。初中读完,家里经济条件还是不好,作为长子,阿来放弃读高中,回到村寨和父母一起干活养家。

  在水电站工地上打工时,阿来通过阅读改变了自己的环境,见他在读《这里黎明静悄悄》,工地的领导安排他去学开拖拉机。工资从十几块变成了四十几块,他和父母都高兴。

  1978年,邓小平恢复了高考,阿来考上了县里师范学校,读了两年中专。毕业后,原本分配留县城工作的阿来,因为没有背景和关系,成为了乡村教师,被分配到一个比家还要偏僻的山寨小学。

  那个小学很偏僻,坐大半天汽车到公路尽头,要骑马或步行三天,翻越两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后,才能抵达。在孤寂的冬夜,陪伴他的只有一本本书,福克纳,菲茨杰拉德,惠特曼,聂鲁达……

大连圣亚股票   教师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在小学待了不到一年,阿来被调到中学,又一年后,他调到县中学教历史。在县城,喜欢读书的他,结识了一批“文学青年”,他们写诗写散文,有的给报刊写通讯。

  学校平时有食堂,到了假期就关门。阿来只好顿顿在外面餐馆吃饭。一个同事的父亲,让阿来去参加县文化馆的笔会,每天交8毛钱,每顿饭都有肉。阿来参加了笔会,因为在会议上和别人打赌,把自己的日记改成了诗,交给了上面来的杂志编辑,过了一阵子,他的诗发表在了《西藏文学》上。

  阿来就这样成为了一名诗人,这一年他25岁。 在发表一系列的诗歌后,阿来离开学校,调入阿坝州文化局,在《新草地》当文学编辑,也要写上级交待的地方志。

  诗越写越长,细节越来越多,阿来开始写小说,他的短篇小说处女座,发表在《四川文学》上,小说写的都是他熟悉的藏族生活。第一阶段的小说,他结集成《旧年的血迹》,后来入选中国作协的“20世纪文学新星”丛书,在作家出版社出版。看起来发展很顺利,他当时却陷入了虚无。调到成都工作的梦想基本无望,他的写实风格和当时的先锋文学差异很大。

  1989年,阿来外出游历,行走两个月,翻越雪山,漫游草原,风餐露宿,感受自然,认识脚下的大地。回来后不久,他写了《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》,献给自己的30岁。

  1994年,阿来在新买的286电脑上,写下了《尘埃落定》的第一行字。5个月后,小说写完,开始在全国的出版社编辑部“旅行”。一直到1998年3月,《尘埃落定》才找到了知音,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看中了它,告诉他“一个字也不用改就可以出版”。

  2000年,《尘埃落定》获得茅盾文学奖,阿来一夜成名,成为获奖的首位藏族作家。2006年,阿来辞去了《科幻世界》主编职务,调入四川省作协,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。如今,阿来已经是四川省作协主席。

  许多年来,阿来一直在书写西藏。从《尘埃落定》到《空山三部曲》,从《格萨尔王》到《瞻对:终于融化的疙瘩》,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,阿来一直书写藏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境况,超越个人的民族文化情感,从人类社会发展层面审视民族历史和经历,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的责任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去年12月25日晚上,在颁奖的前一天,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,专访了阿来。

  汶川地震发生后,我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。那个时候,阿来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。十年后,阿来的《云中记》以小说的方式,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,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撰写评语:“作家阿来的《云中记》是2019年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。这是深具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,关于藏族祭司祭祀亡灵,关于如何治愈人的疼痛与伤痕,也关于如何安妥无以依归的灵魂。将生死与灾难思考置于人与神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,《云中记》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,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,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‘心灵史’。沉痛与爱惜并在,喧哗与澄明共存,这是阿来以深具魅性与魔力的文字为无数心灵奏起的安魂曲。高贵悠扬、哀而不伤,《云中记》是属于我们时代、也能跨越我们时代而不断流传的文学名曲。”


不想和配资公司 竞争写伤口


  张英:我读了《云中记》之后,还是很意外。没想到你找到了一个老人给地震中的逝者招魂、安魂这个角度,“政府管活着的乡亲,死去的乡亲归我这个祭司管”,写当年的那场地震,居然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式。

  阿来:对,现在我们很多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,好像文学要像配资公司 一样,做一个全纪实性的反映,但我想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2008年汶川地震,我就在成都。老家阿坝州也是震区,我开了两天的车,盘山回去。目睹过非常震撼的死亡场面,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,也看到人类在自救和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我去过许多灾区,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。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,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。再往北,青川县东河口,山体崩塌,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 户人家、一所小学全部掩埋,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。

  当时和麦家倡导,他和我加上杨红樱发起了捐款。麦家还在成都工作,他拿出二十万作为首笔捐款,杨红樱也捐了二十万。我家在农村,负担多,只能表示心意,捐了五万。最后很多人参与捐款,这笔基金最后达到百多万,定向给阿坝州教育局,想贡献一点力量,参与建设一所希望小学。

  后来因为各地政府对口支持建设学校,一省支援一个重灾县,一个地市支援一个乡镇,我们选定建校的乡,由广东一个地级市负责。在他们的援建规划中,学校自然是重中之重。我们的那笔捐款,最后给了四川映秀漩口中学作了奖学基金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我是一个志愿者,我也是一个作家,想写点东西。自己写的东西,怎么和配资公司 记者写的东西区别开来?那个时候,网络媒体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,但是一个人想知道的资讯,媒体基本上都已经全部提供了。摄像机没有拍到的和没有写到的那些情景,深度配资公司 报道和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所能够叙述的场面,我也看到了。问题是我不能重复,后来出现的很多文学作品,就遭遇到我担心的这种情况。当然,面对这种突发性,媒体怎么反应,可能现在也没有结论。但是我至少不会在媒体都已经充分报道的地方直接再下手,那就没有意思了。

  第二个,本身讲故事这件事情,配资公司 也可以做,电影电视也可以做,也并不是只有小说才能讲故事。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,小说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?因为古代理由很充分,你没有影像,媒体也很落后,或者是没有媒体。那小说,它就是全新的艺术。

  张英:这一找就是十年。《云中记》后来是怎么找到的?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确实很困难。2008年5月12日,我在成都家中写小说《格萨尔王》,下午2时28分,楼房开始摇晃,震动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,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。抬头看,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,还喷吐出股股尘烟。我和儿子冲到楼下,混入惊惶的人群。当时通信已瘫痪,楼道被封锁,只能坐在街边的车中,静待消息。当天晚上,我靠着越野车上的野营装备,在公园支了一个帐篷睡了一晚上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,在我老家阿坝州的范围。我们那个县,我家那个村也经历了剧烈摇晃,但房没倒,也没有人员伤亡。只有三妹妹带车跑长途,她和一车乘客正在震中附近,幸运的是,我妹妹带的一车乘客,无一伤亡。妹夫从成都出发徒步进山去寻找,妹妹弃车带着旅客往外走,半途遇到前去接应的妹夫,徒步一个通宵加一个半天,走出余震频发的重灾区。

  在成都的西门汽车站,见到妹妹和妹夫,我以为我会流泪,但没有。他们也没有流泪,只是以超乎寻常的平静,讲述如何在长夜里穿行几十公里破坏严重险象环生的山路。讲到路上房倒屋塌的老百姓,在露天用大锅煮粥,周济路上逃难的人群。

  讲一个小故事。地震后抢救人有一个救援时间,先说是黄金24小时,就是希望第一天能够把被埋的人救出来,又说是黄金36小时,后来又变成72小时,最后到100小时……有个别被救出来的人在地下呆了超过120小时。但那是极其个别的案例,被埋在下面100小时的时候,生命救援就已经结束了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那几天见到的死亡太多了,我所在的镇子有13000多人,其中一半都死了。当时,我在想一个问题:中国人不知如何对待死亡,对于死亡很难表达出一个恰当的情感。比如,孩子死了,家长哭晕过去,被抬到帐篷里输液,强行灌点吃的,醒过来他又回到那个地方继续哭,我们在旁边的人很难对死者表达一个恰当的情感,都不知道怎么对待死亡。我相信,很多死者的家庭成员随着时间的消逝,悲伤、痛苦过后,会麻木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有些死者被挖出来,亲人哭几声;有些死者没有亲人,救援人员对死者进行消毒处理后就直接埋葬了。难道我们只能把死亡当成纯粹的自然现象?面对死亡的时候,我们能不能更庄重、更有仪式感一点?

  张英:听说这个故事与一张配资公司 照片有关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当年和我一起参与志愿救援的有一位摄影师朋友,我跟他说不准带照相机到灾区,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人哭晕过去,居然有三四个记者的镜头几乎碰到痛哭的人的脸还在拍,我不能接受。其实,志愿者不是专业救援的人,没有专业的工具,只能在旁边帮点小忙,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。

  后来,我们帮着各村做一些调配的工作,然后,我看到祭祀的场面,有祭司在废墟上面敲鼓。地震后,因为有的村落不适合重建,整体迁移,摄影师在一个废弃的村庄,拍到了巫师孤身一人为逝去的乡亲们做法事。这个画面让我难忘,但只是一个故事的萌芽。

  这十年里,地震不断发生,2013年芦山地震,2017年九寨沟地震,地点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。2017年6月24日,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,60余户人家,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。地质专家认为,滑坡是因为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质应力改变。

  大地并不与人为敌,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,但生存在大地上的人,却无从逃避。怎么描写这场带走成千上万的人的灾难呢?或者,我只是写出创痛吗?或者人的顽强?但这种顽强,在自然伟力面前,又是多么微不足道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等到十年后纪念日的下午,我在家里书桌前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,下午2时28分,整个成都响起致哀的号笛,在尖锐长长的嘶鸣声中,我泪流满面。十年间,我经历过的一切,我看见的画面,那张照片,连同我在地震灾区所感受到的一切,被神奇激活,一幕幕在眼前重现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灵感降临了,我知道该怎么写这个灾难的故事了。我要书写一个人和一个消失的村庄的故事,用颂诗的方式,来书写那场大灾难,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,歌颂生命,甚至死亡。

  《云中记》就是这样来的。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,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,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,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。在至暗时刻,让人性之光,从微弱到强烈,把世界照亮。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,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。要写出这种光明,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,必须雅正庄重,必须使情感充溢饱满,同时又节制而含蓄。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,发出声音,如颂诗般吟唱。


文学不是体育比赛



  张英:《尘埃落定》之后,你差不多有6年时间没有新书。有人说,《尘埃落定》起点太高,你后面的作品很难超越了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题材多的是,凭我的手艺写出来,也能找到出版社,大概也能卖个一二十万本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公众希望有这种刺激,刺激了一次还想下一次更强烈一些,客观来讲这不太适合文学,更像体育竞赛,总得逼着运动员不断打破世界纪录。文学很难说作家超越了什么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看看文学史,作家的状态,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上,才能够往前走。文学不是股市市场,牛市来了,一路上蹿,没有那样的事情。我们中国文学当中,把那些所谓的自我超越,强调得有点过头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中国作家不是超越的问题,是起伏太大了。读他的前后作品,你都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写的。我对自己警告不是超不超越的问题,而是不要呼啦一下下去了,这才是重要的。

  张英:写作有压力吗?

  阿来:我有压力的时候,是《尘埃落定》写完,找不到地方出版的时候,那个时候情绪比较沮丧。后来我从阿坝到了成都,涉及出版行业,面对杂志,有更现实忧虑。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,就业机会少,出现一个适合工作就去做,而且一定想把它做好。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,做杂志是一个团队的事,人家拿多少薪水,年终奖多少,房子的按揭能不能按时付,这都和我有关系。做杂志做到后来,那种新鲜感已经不再,商业操作有固定的模式,杂志发行几十万,也觉得差不多了,就慢慢淡出了,再写小说《空山》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为什么不喜欢“藏族作家”、“少数民族文学”这样的标签?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界定,暗含了一种歧视。完全是汉族的划分,一旦被认定为“少数”,就会得到很多帮助、照顾、扶持、培训、获奖,会有许多好处。靠这些照顾和扶持,不能出大成就,因为文学是有艺术标准的,那就是你的作品,到底写得好不好。

  张英:所以你用“边疆”和“边疆文学”取代约定俗成的“少数民族地区”和“少数民族文学”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主要出自地理上的考虑,大多数所谓的“少数民族”,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。

  我觉得,《刘三姐》、《阿诗玛》等“少数民族文学”,其实不是“少数民族”作家的作品,而是“多数”的汉族作家的作品,他们着力表现的,不是当地的“人”,而是异乡人走马观花得来的主观感受,是一种“他者”的写作。

  当这些作品被模式化,这些作者“少数民族”的身份被认定之后,写作者就受了这种既定模式的影响,他书写的不是本民族的东西,而是汉族人眼里的东西,写作不是为了表达自己,而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想象,获得 “多数”的承认,从而扭曲自己的文学创作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中国的“东方主义”就是“少数民族”满足“多数民族”的想象。因此,对于“少数民族”作家来说,你的写作必须要遵循文学规律,写本民族的真实故事,遭遇和命运。但这样的写作有一个风险,那就是可能无法得到以汉族为主的绝大多数认同,从而没有市场。这造成了当下边疆地带的书写困难。


我觉得《空山》比《尘埃落定》好
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我觉得《空山》比《尘埃落定》要好,但市场没有《尘埃落定》那样火。

  阿来:我也这样认为。《空山》没有《尘埃落定》那样畅销,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按照写作畅销书的路数,在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。今天,中国人整个文化趣味下沉,越来越娱乐化,你是跟这个方向,还是不跟这个方向走?

大连圣亚股票   我想法很简单,放弃做官、经商,按照自己的内心走,认认真真学习写作。我不敢说什么使命、责任,我也不是佛教徒,但我在这个土地上长大,有很强的宿命感。

  作家应该做什么,不应该做什么?我想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判断。我们靠自己的阅读,按照古今中外大家共同认定的一个经典文学标准,寻找自己的理想和道路。

  市场的反应意料之中。《尘埃落定》是飘逸的传奇,而《空山》写沉重的现实。时代在变,社会在变,阅读风气也在变。在现实面前,《空山》受的冷遇不算什么。一个作家不能逃避真实,也不能放弃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无论是历史还是年代,《尘埃落定》和《空山》是一条时间线下来的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说到《尘埃落定》和《空山》之间的关系,我写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规划,只有这样写,才是一个完整的形态,一个世纪里藏族社会的流变。这不只是一个社会变革的问题,也是一个旧有文化逐渐解体的过程。

  张英:《空山》的结构很有趣,六瓣花瓣组成一朵莲花,6个中篇小说组合起来的长篇小说。

  阿来:我研究过中国汉语的乡村小说怎么写,由《创业史》开始的这样一种方式,可能不适合我写作的方式,我找不到一以贯之的两三个人物。《白鹿原》因为历史题材,故事贯穿解放前和解放后,故事大部分在解放前,所以它容易写到那种大的波澜壮阔的气氛。但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下,那两个家族的传奇,不可能那样表现。

  我要写藏区乡村的编年史,我找不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架构。西藏在解放后,进入漫长的和平时期。不同的阶段,不同的人,因为不同的原因,不同的背景,先后走上舞台中心,吸引大家的关注。

  藏族的村落很小,不像汉族七八千人的大村落、大宗族,所以我觉得它最适合写乡村,稍微有一点故事,有一点戏剧冲突。 6部小说,还有十几个短篇,最后组成一个长篇小说。

  结构的选择也对应了社会现实。中国农村在这几十年的变化,整体性被破坏了,目前就是一个破碎农村,要找一个自始至终贯穿小说的这种人物是不存在的,你方唱罢我登台,小说的结构也印证了社会现实。

  对藏区来讲,过去一千多年,它基本上不变化,新中国这几十年,变化那么大、那么快。破旧立新,新生事物来得太猛了,好多东西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《空山》里花了很大篇幅,写了逝去的藏民的日常生活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我写了马车、水电站、报纸、广播、电话、电视机。这些器物全世界都有了,深深影响了今天的农村,让农村和过去不一样了,这种新的东西,它要成长起来,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里头,很多事情很多问题,不是说雄鸡一唱天下白那么简单,具体到每个普通藏民,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没有变过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政府现在因地制宜,尊重地区差异、文化差异,制定不同的政策。但这个调整,恐怕还要经过两三代人,才能够慢慢有结果。

  今天的藏区老百姓搞懂了,至少我要多挣钱,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这一点上,藏民跟内地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对藏区的变化,你是更悲观,还是乐观?

  阿来:作家其实没有办法的,你不是政治家,就是一个观察者,一个记录者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写《空山》的时候,我还有点乐观,我们那边出现一批新的年轻人了,他们接受过教育,知道外面世界是怎么回事,给乡村带来了新的气象,也让我看到一点光明。


《格萨尔王》的独特性


  张英:你为什么要写《格萨尔王》,一个彻底的定制产品?

  阿来:“重述神话”是英国方面发起的,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过去有些作家做过这样的事情,比如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,他重写了一大堆童话,还整理出一本非洲童话集。这些童话有很多神话色彩,但经过当代作家整理以后,出现了新的意味,和以前不一样的个性和色彩。

  我在写短篇小说《阿古登巴》的时候,已经尝试过这样的方式。阿古登巴的过去在藏区中广为流传,但他是什么样子,什么样的出身,什么样的家庭,没有人知道。我就写了这个小说,等于给这个人照了个像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格萨尔王的独特性在哪里?

  阿来:“格萨尔王”是一个很好的题材,它讲的是一个英雄,经历了原始部落、部落联盟,最后国家诞生,从最初的部落联盟盟长,成长为一个国家的国王的故事。故事的背景,一会天上一会地下,有点像《封神演义》,天上的神灵,一会儿在天堂,一会儿在地狱,一会儿在人间,故事里还包括了很多藏族原始的道德伦理观念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现在谈藏族文化,主要是谈佛教文化,“格萨尔王”那个时候,佛教还没有,那时很多原始拜物教。直到解放前,还有人给“格萨尔王”补充,就像故事接龙一样,故事不断地延伸发展,变成今天的七十多部,上千万字,但核心故事,其实就六七本书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口传文学在藏族社会当中,大概在一两千年前出现,往往是无数人参与,它不只是被动的记忆,每个人不自觉地对它进行加工,结果是离现实越来越远,但美感越来越强烈,大家接受的程度越来越高。

  我主要讲《格萨尔王》最核心的故事,故事主要发生在五、六部,因为说唱很繁复,像过去说书一样,一出场先描写马,描写武器,描写环境,其实把故事情节归纳起来的话,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可以做到的,关键还是故事的讲述方式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怎么理解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”这句话?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我们本身就是多元中的一元,本身就是多样性中的一个,我的独特性是天然存在的。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”,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越独特性的东西,同时还要丰富,要有普适性,能够跟全世界的人沟通,能够被大家认可接受。文学是靠它拥有的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的,在各民族读者眼里,惟有艺术的魅力,才是真正让人心悦诚服的。

  如果你光是强调独特性,你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之中。因为你要在这个主流知识背景依托下可以被人认知,过于独特的东西,没有办法和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《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》,当下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,搞学术思想、搞文学创作、搞批评的人,谈的都是西方的观点,过去老一点的谈马克思,谈别车杜,现在谈本雅明,谈德里达。我觉得应该重视我们自身的经验,我们需要好好地向民间文学学习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你在写作时,注重故事还是思想?

  阿来:我觉得中国文学讨论意义太多。有时候过于强调意义,会把小说变得干巴巴的,不好看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我说句极端的话,讨论意义是没有意义的。什么东西没有意义?什么东西都有意义。但是文学真正是靠意义存在的吗?如果真要追究意义,那就不要文学,真的。你有历史学、社会学,有哲学就可以了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文学真正的深度是感情的深度,体验的深度。我们的人生观和思想观、价值观,很自然就包含在作品里头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作者,甚至有些作品里包含意义的丰富性超过我们自己所预期的。

  张英:如何走向世界,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心病,你怎么看?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我们太在乎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看法,特别是来自欧美的反应。我觉得有点过头了。汉语这么多人使用,这么多人在读,这么大一个市场,我们把来自国外的反应看得太重了。

  我们一说国外什么东西,如数家珍。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多样丰富的国家,对中国所谓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不够,如此完整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,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文学界对我们这样的人,有意无意之间,关注是不够的。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悲哀,还是在中国身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悲哀。大家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深厚,引经据典,对我们中国身边的文化,却没有人去研究。

  张英:你编《科幻世界》的时候,发表了许多类型文学,你怎么看这类文学的价值?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我觉得很好,现在文学越来越丰富,越来越多样,出现了很多类型文学,科幻发展到奇幻,后来到穿越,非常有想象力,越过了“纯文学”这个单一的话语系统。

  欧美有一种幻想型文学,它的图书在欧美占出版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,顶尖的就是《魔戒》、《哈利·波特》。我们老的一套话语系统还没有认清它的价值,还没有仔细研究它,认为它没有价值。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,这么多读者,怎么会没有价值?

  大家总说文学杂志活不下去了,我们《科幻世界》5本杂志,有3个是文学杂志,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,为什么?对待新生事物,我们要尊重它,了解它,研究它,而不是视而不见。不能当文化多样性真正出现的时候,大家脑子还是一元化的认知。


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


  张英:这些年,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国力上升,文化影响力也在上升。政府力推的孔子学院,大学力推国学,民间的汉服、读经,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复苏之势。

  根据你的观察,在百年西方一面倒的情况下,这些年,中国文化、中国概念或中国元素,在全球范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和影响?

  阿来:没有什么影响,边缘状态。西方人把你当成一个文化标本,全球化了,他们又觉得需要一点别的文化元素。这是外部的要求,它对你的过去更感兴趣了。在我们自己,初衷则似乎不在于影响别人,而在让别人多了解我们。所以,我们包装了一些东西,传统的,文化的。人家误解我们,不放心我们。我们把传统文化中那些听上去看上去能让人放心的东西搬出来,以一种我们认为人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展示。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。但是,太注重包装,太注重人家的想法与感受,呈现出来的东西,往往就不是需要呈现的那个对象的整体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张英:从本国出品的影视、戏剧、图书不尽如人意的表现,到报纸上的文化版面几乎成为稀缺产品,读书节目在收视率上一败涂地,到最寻常可见的景象是:文化名人们追逐着配资公司 热点而非真问题,新晋的年轻人热衷于一夜成名式的投机冒险,大学没有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描绘出清晰的愿景……当今中国文化的创造力究竟如何?有没有创造力?

大连圣亚股票   阿来:我不以为现在这种社会氛围是有利于培养文化原创力的。根本的原因,就是文化不是文化本体,文化是一种工具——不要一说文化是工具,就是意识形态的工具,现在的问题是文化成了经济的工具。整个社会衡量一个艺术家是不是成功,是看他赚了多少钱,一部电视剧是这样,一部电影也是这样。在媒体上,在被媒体引导的公众心目中,一个艺术家,一个学者,被谈论最多的都是挣钱很多的,而不是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。

  张英:中国能否完成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创造”的转型?请您谈谈自己的判断。

  阿来:这个责任应该是政府、社会组织、商业集团、媒体等这样的团体来负,也就是整个社会来负。

  当需要发现谈点原创能力的时候,大家总是责备艺术家个人。艺术家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。作为个人,特别作为是艺术家的个人,是无从改变这个社会走向的。在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中,一个艺术家能够忠诚于自己的事业,不随波逐流,能够独善其身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大连圣亚股票   我们总是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听到对原创力的呼唤,祈祷式的呼唤。但在具体而微的操作层面,在面对一个艺术家的劳动,面对一个艺术家的存在的时候,整个社会欢迎的又是那些并没有多少创造的、缺乏想像的、缺少内在精神气质的东西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

  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,转型很难。我这里说的只是文化,没有包含科技与物质生产方面。以中国之大,人口之众,相信也有很多深怀文化信念的人,但他们在这种氛围里无法突围而出。

  转型能否成功,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转型需要太多切实的工作。比如在地震灾害中,我就警告自己,与灾区百姓一样感同身受,观察,思考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作为一个文化人,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表演救灾。文化的力量是自然呈现,而不是表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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